![張錦[中國科學院院士有機化學家]](/img/b/11d/nBnauM3XxQjNxIDM3UzN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1czLyA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張錦[中國科學院院士有機化學家]")
人物生平
1910年陰曆2月22日 出生於廣西桂林，祖籍山東無棣。
1926年 進入北京燕京大學化學系學習。
1927年 考取清華首屆女生留美官費。
1927-1930年 赴美到密西根大學化學系學習。
1930年 獲密西根大學理學學士學位，赴伊里諾大學繼續深造。
1930-1933年 在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33年 獲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33-1934年 在伊利諾大學化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
1934年 回國，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從事科學研究一年。
1935年 與傅鷹教授結為伉儷，並與傅鷹同去當時遠在四川的重慶大學化學系任教。
1935-1940年 任重慶大學化學系教授。
1940-1941年 任福建沙縣福建醫學院化學教授。
1941-1944年 任福建長汀國立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
1944年 任國立重慶大學化學系教授。
1944年底-1945年春 離重慶經印度乘船去美國。
1945-1946年 在紐約康奈爾醫學院du Vigneaud教授（1955 年獲諾貝爾化學獎）實驗室任研究員。
1947-1950年 在密西根大學化學系任研究員。
1950年8月 離美歸國，10月到達北京。任輔仁大學等校教授。
1952-1960年 任北京石油學院教授。
1960-1965年 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
1965年1月15日 因患癌症病逝於北京。
輾轉求學
“科學救國”的信念驅使張錦終生致力於教育和科研事業。她從小對科學產生濃厚興趣，勤奮好學。
1926年，她由天津中西女中考入北京燕京大學化學系。次年，這個17歲的少女又在激烈的競爭中，考取清華首屆女生官費，隻身赴美留學。
1927-1930年，她克服各種困難，以優異成績在密西根大學取得化學學士學位。隨後，又到伊里諾大學，師從久負盛名有機化學家羅傑?亞當斯（Roger Adams）教授，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在亞當斯教授指導下攻博的中國學生強手如雲，有袁翰青、錢思亮、李景晟、邢其毅、蔣明謙、陳光旭等，這些後來都成為著名有機化學家。張錦是亞當斯指導下第一位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女性，時為1933年，年僅23歲。她的學習成績全優，學位論文也極其優秀。實際上，她也是在我國化學領域內較早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當年中國婦女取得博士學位的，在各個學科領域都寥寥無幾。可以說，她以自己的實踐為20世紀初葉中國婦女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解放做出了榜樣。
1933-1934年，張錦繼續在亞當斯指導下從事博士後研究一年。儘管當時祖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極不安定，在美7年之久的張錦仍然義無反顧地踏上返回祖國之路。這時的她充滿了實現“科教救國”的激情，同時，也到了該考慮自己婚姻大事的時候了。張錦和傅鷹於1927年在安雅堡相識，至1929年傅鷹回國時已經建立戀愛關係，他們倆報效祖國、“科教救國”的大志完全一致，在科學事業上，他們在一生中始終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勵的。
潛心科研
1935年傅鷹和張錦在北京剛結婚，就相約同去遙遠的、當時還很不開放的四川重慶。那時，他們確實把舒適安逸的生活置之腦後，感到內地人民更需要他們，而他們也可以在內地一顯身手。例如：傅鷹在那時候，已經從物化和膠化的角度考慮桐油的利用，而張錦則著手中藥的開發，從諸如當歸和五倍子這樣的四川豐產中藥做起。抗日戰爭時期，實驗儀器和藥品都十分匱乏，張錦用炭盆代替酒精燈等辦法保持學生實驗和必要的科研工作得以進行。
1939年傅鷹應聘去福建長汀廈門大學任教，張錦於1940年先到距離長汀不遠的沙縣福建醫學院，次年也來到長汀廈門大學。因工作需要，張錦第一次任教除講授有機化學外，還講授生物化學課程。他們倆一邊從事教學工作，一邊潛心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40年代初，傅鷹已經指導研究生開展當時處於前沿領域的液相色譜的研究，而那時張錦在傅鷹的啟發下也掌握了精細有機合成中極為重要的用液相色譜分離手性異構體的先進方法。他們一心撲在工作上，對艱苦的生活毫無怨言，但對國民黨政府愈演愈烈的腐敗卻失去對工作的信心。
1944年，再次去美國工作。這樣，他們從長汀出發，經由重慶，於1945年初，到達美國。傅鷹、張錦再次去美，想到的僅僅是進一步充實自己，更好地投身祖國的未來建設，他們絲毫沒有把美國看成自己的歸宿的想法。雖然那時他們的眼光還不可能很遠大，但他們在1944年底出國前已經囑咐留在重慶的侄子張存浩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這次邀請張錦赴美的是當時位於紐約東河岸畔的康奈爾醫學院，這個學院的生化研究由著名的du Vigneaud教授領導。du Vigneaud也出自亞當斯教授門下，50年代中期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張錦在康奈爾的一年多時間裡著實充了一下“電”。在紐約，她也有機會重新會晤舊友侯德榜、徐宗涑、葉渚沛、孫增爵等，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必將走向光明的大趨勢。
1946年末，張錦回到安雅堡密西根大學與傅鷹團聚。在這裡，她和有機化學家W?E?Bachmann教授合作，從事當時相當前沿的科研項目：雌激素estrogen 的全合成，直至1950年她返回祖國之前。在這裡，她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廣泛實驗了多種途徑，得到了近百個中間體。限於多種因素，她這一段工作多數沒有機會整理髮表，後來也沒有機會繼續完成，這是張錦一生中很大的憾事。當解放平津寧滬的炮聲響起，人們皆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了。人民解放軍沿江炮兵部隊炮轟侵入長江的英國軍艦，使傅鷹、張錦心情極為振奮。他們一生夢寐以求的“科教救國”的理想即將能夠實現了。張錦和傅鷹幾乎與此同時就去訂購回國的船票。美國方面則以種種方式推諉、阻撓、拖延，以至到1950年8月才能成行。
巨大貢獻
張錦一回到祖國，立即投入緊張的教學、科研工作，先後任教於輔仁大學、北京大學。
1952年院系調整時又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學院執教達7年之久。
1959年張錦奉調回北京大學，任化學系教授，她又全身心地投入有機化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這一時期，她主要開設有機分析課和實驗，並親自編寫教材。她編寫的教材深入淺出，既有自己獨到精闢的見解，又能讓學生比較容易地接受。她編寫的教材內容，從功能團出發，到如何分離純化及鑑定，既有傳統的分析分離概念，又有現代的分析方法，很有實用指導價值。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張錦還白手起家，建立起一幢實驗樓。實驗樓分為兩層，樓上是助手和研究生的研究室，樓下是大學生畢業論文實驗室和有機分析實驗室。實驗樓條件雖然簡陋，然而一切實驗所需都能自成體系。教師、本科生、研究生在這裡相互幫助、指導和促進。在張錦的帶領下，大家彼此融洽相處，在這幢占北京大學一隅的小小實驗樓，形成了和諧的研究氛圍和學習環境。許多在這裡學習、生活過的老師和學生，都對這一段學習研究經歷念念不忘。
張錦從1960年到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9名，主要從事多環氮芥、多環雜環及表面活性抗菌劑等方面的研究。研究生的課題以多環類化合物為主，主要目的是訓練學生掌握化學合成和純化的基本方法，並常常為學生開一些“視窗”，讓他們接觸和了解甾體類抗腫瘤藥物合成等前沿領域的課題。同時她還安排了各種類型的反應，如Mannich反應、Clemmensen反應、Crafts反應、Grignard 反應等等，目的是讓學生熟悉無水氧化、氫化等各種操作。那時本科大學生就開始從事表面活性劑類抗菌劑的研究，研究各種R基因的胺和各種長度的R-C-對殺菌性能的影響。 張錦的一位研究生褚季瑜現遠在美國，她回憶說，在北京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期間，我們總是以張先生為榜樣，早上7：00進實驗室，晚上12：00才回宿舍休息。大多數的星期六晚上都是在張先生家的客廳里討論工作度過的。當張先生因病住進北京醫院後，褚季瑜帶著研究論文去看望老師，她雖然痛苦地與頑疾作堅強的鬥爭，卻仍然高興地與自己的學生交談論文中的問題。正是在張先生病中指導下，褚季瑜順利完成了第二篇論文。褚季瑜回憶起這段往事，心中思緒難平，“我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都要感謝北大的師長學風給我的培養薰陶，特別是我的導師張錦教授的研究、教學精神、為人品德、愛國精神對我的影響。”
1965年1月張錦因患癌症去世，時年僅55歲。
個人生活
張錦為清末兩廣總督張鳴歧之次女。母紀鉅淑及祖母紀氏均為河北獻縣清乾隆大學士紀曉嵐的族人，姊張鈿，兄張銳、張鑄，弟張鎛、張鈞，張鎛為建築大師。夫傅鷹，著名物理化學家，膠體化學家，首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侄張存浩自幼由張錦、傅鷹撫育成人，後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
人物評價
張錦雖出身封建家庭，但忿於列強侵略中國的現實，自幼推崇“科學救國”的思想，刻苦好學，胸懷大志，絕無嬌生慣養之習慣。這可從她一生出奇的儉樸生活和全身心的投入科教事業得到明證。
張錦短暫的一生是嚴以律己的一生，是追求自己理想——科教事業的充實的一生。她可以說是個“工作狂”，幾乎從來沒有過娛樂和休息。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全身心地奉獻給了祖國的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不但沒有周末，而且也不分白晝和夜晚，她總是把全部的時間花在科學實驗上，花在培養和教育學生上。她也愛好欣賞音樂藝術，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工作，就全都放棄了。她也以同樣的人生觀和同樣嚴格細緻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子女和學生。60多年後，張存浩回憶張錦和傅鷹當年在重慶炎熱的夏季把著手反覆向他講解中國小課程時的情景，仍然有受益終生之感。張錦的生活儉樸也是出了名的。她一生從不講究，也不製備穿著，1935-1938年，她和傅鷹的工資每月760大洋，屬於高薪階層，但張錦只買了一匹黑布和一匹藍布，經裁製，冬季二人總著長袖黑布長衫，而夏季張錦則只著短袖藍布長衫，一年到頭如此。“一對布衣教授”，這在當年學術界已經傳為美談。
